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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仕忠|坐花轿
2023-02-04 14:32:03 来源:

常言道:人往高处走,水往低处流。其实在我们这里,却似乎有些说不太通。因为我们钱家山下村,位于会稽山脉一条细小支脉的末端,溯永宁溪,往上走得五六里,便是“里山”,山道弯弯,田少地多,村落多是沿山旁溪而筑,因稻米少而杂粮多,日常炊食,番薯、六谷(玉米)打头阵。顺永宁溪,向下行得七八里,人称“外阳”,溪道转为河谷,更远处与枫溪(枫桥江)相接,一同汇入泌湖,之后便成大河,从骆家桥乘船,可通绍兴,达杭州,其地田畴广阔,盛产稻米,真个是鱼米之乡。

以故,村人嫁女,便多顺水往下走,愿其钿橱谷常满,餐餐吃干饭。村人娶妇,则多来自“里山”,因我村稻米虽不及外阳,勉强还能半干半稀,柴火纵不如里山,舂年糕、煮粽子的柴爿不缺,加上有山塘、水库,还能年年有鱼,所以也是山里人向往的好地方。

我小时候站在老网山顶,也曾想象古代先人,逐水而居,待平原、河谷人满为患,便向山里拓展。当魏晋时,右军兰亭,谢傅东山,堪称风流,山阴道上的风景,自是应接不暇,但也时闻猛虎噬人,可见山居多险。只是为谋生存,不得不往山里行;为求富裕,时常顺水向下游。


(相关资料图)

山道崎岖,曲折高低,娶亲迎亲,花轿是必不可少的工具。山乡的女孩子,既是盼嫁,也是盼着坐着花轿,风风光光地周历各村,留下一生中最为流光溢彩的时刻。父亲曾多次讲述村人的花轿轶事,同时也带出他和母亲的婚嫁故事,我一直想寻个机会来写一写。

我父亲和母亲在新历1951年初结婚,那年父亲虚龄二十六岁,在旧时的农村,这已经是真正的晚婚了。

村里的男子,通常十七八岁就结婚了。同村的“同年佬”黄水江,是父亲少年时的伙伴,十八岁结婚,娶赵家赵安琴。迎亲时,父亲做抬轿的“杭郎”,起了个“玄色早”,用花轿去抬新娘。午间喜宴结束,嫁妆装箱,锣鼓齐鸣,新娘入轿,行将启程。依礼仪,女家要表达不舍之情,假意按住杠头,不让起身,如此再三,方可起轿。但女家亲属有些小心思,有意“弄怂”(欺侮),变成真按压。一边发力起轿,一边用力按压,轿杠不堪重负,生生折成两截,场面极是尴尬。

赵家是有名的大村,旧时曾为镇所,瓜山则是一小村。大村姑娘嫁小地方,有人不忿而生事,这类大村欺侮小村的做法,那时也很常见。但此刻有理无理、是吉是凶还需另说,关键是必须觅得轿杠,才能成行。父亲他们到处求人,得到指点,找到赵家镇的“轿行”去租赁。掌柜说:杠是有的,但借走一根,这轿也就用不得了。所以要按整乘轿的价格收费。从赵家迎亲,有三十多华里的路程,之前一番折腾,天色近晚,耽搁不起,只好按价支付。

这次迎亲,将近夜半时分,才接得新娘进村。好在日后看来,并无不吉,安琴接连生了三个儿子,都有出息。大儿子金甫,年轻时做赤脚医生,打得一手好“冷针”(针灸),远近闻名,现在还在做村卫生所的医生,而且他娶的仍是一位赵家镇的姑娘。

父亲21岁时的照片

父亲年轻时身高一米七六,长得眉清目秀,才华亦是远近有闻,但年过二十,婚事还没有着落。父亲是长房,往往有远房亲戚来议亲,吃在我家,饭后却无视主家有适龄男孩,而转去堂兄家里。无他,堂兄是独子,一座五间两弄的中央台门楼屋,独占一半;这边,我父亲有四个兄弟,正屋仅有两间,侧屋是空着的,还没安装阁栅楼板。

娶一房媳妇,至少得有一间屋。为儿建屋,原是家长的责任,但日军占据浙北时,在1941年4月19日,农历三月廿三,在鬼子南侵诸暨的“大扫荡”中,我祖父被强拉去做了民夫,虽然从半途逃脱,但颇受惊吓,不久就患病去世了(详见澎湃新闻2022-01-21《鬼子来了》一文)。当时我父亲才十五岁,幼弟则尚在怀抱。所谓“长兄当父”,这做大哥的要负责弟弟的成长和婚娶,做大嫂的也要跟着吃苦头,又有哪个做父母的愿意女儿来吃苦呢?

瓜山村位于半山区。再往里,便是山区,坡地多,水田少,以玉米、番薯等杂粮为主过日子。往外,山谷渐宽,北行八九里,便是平原,水田蚕桑,一望无际,所以好姑娘都往山外走,而不会往山里嫁的。那么,能议亲的,也只能是山里的姑娘了。那时议亲,通常都有媒人作中介,当然这媒人也往往是由亲戚担当,长辈谈妥就成。但父亲少年时已有主见,他对祖母提出的唯一要求,就是他必须亲眼见过,满意才行,否则宁可不娶。

曾经有亲戚给介绍了一位姑娘,大林村的,父亲走了二十多里山路,偷偷去看了一眼,那姑娘又黑又瘦小,好像还没有长大,而且刚从地里回家,根本不知道有人来看相貌,所以没有修饰,更显不足。父亲大失所望,没有同意。他晚年说起这事,依然颇有感慨。我能大致体会他所感慨的内容。他对自己的才干、外貌有着充分的自信,显然是因为家境的原因,才被人小看了,居然这么差的条件也来作媒!但父亲又有些不太好意思,觉得对不起那位小姑娘,不知情之中,却要受他这般“嫌憎”,实在是无辜的。

日本投降后,父亲曾跟随舅舅去了南京做事,不久便闻被本保甲抽中了壮丁,只好返回。祖母为保下长子,想方设法让姚家庵人买走这个名额,为此耗尽了家里的浮赀。

接着,迎来了解放。就在岁月蹉跎之中,已经是天地翻覆,原先人们所向往的富庶人家,转眼被划为地主、恶霸,乡村体制由此重建。这些,自然也影响了人们的婚约嫁娶观念。

村里第一任农会长是父亲的远房叔叔,其父在前清中过武秀才,每年能获黄家祠堂奖励500斤稻谷,他本人亦能武,喜演戏,不事产业,遂沦为赤贫。他上位后,凭借执掌的权力,快意恩怨。1950年,政府在农村开展“土地改革”运动,仅二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子,被他圈出了好几户地主和富农。我家也被定为富农,令祖母忧心不已。幸好不久,就被新派来的工作队纠正了,最后,全村只有黄定汉家被定为富农,还有两三户人家定为上中农,我家则是中农。

随着土改深入,地主、富农都已被归入另册,这多少让中农之家显得活泛了一些。1950年秋天,父亲谈妥了婚事,对象是邻村小溪坞蒋如堂先生的女儿蒋美球。到年底结婚时,已经是新历1951年的初头,我母亲虚龄二十一岁。

外公曾经做过保长,四乡闻名,交往亦广。他家最初也被定为富农,后来改正为中农,家境颇好。育有三子,均极优秀。我母亲是其独女,最小,视若掌上明珠,三位兄长则更是关爱。母亲读过几年私塾,有基本的阅读能力,而且曾去上海帮亲戚料理家务,见过世面。原本的婚嫁目标,大约也是大户人家。但世道已变,可选择的对象范围骤然缩小,婚事压力也就大了。大舅蒋钦钊先生,当时是杭州市会计学校(浙江财经大学的前身)的兼职教师,不仅有魄力,更是有眼光。他先相中了我父亲,以为才干和外貌都合适。因为是邻村,我母亲曾经与父亲在路上朝过一面,相互印象都不错,所以也表示同意。

外婆很高兴女儿有了合适的人家,但拿到生辰八字一看,我母亲属羊,我父亲属虎,算命先生说是“羊入虎口”,恐怕将来要吃苦头,外婆听后,怎么也不同意这门婚事。大舅是见过大世面的,不相信“命理”,他说:“阿mēi (阿妈)放心,我只得一个妹妹,一定让她过得好,要是没饭吃,我来养着!”话到这个地步,外婆也只好放手。

于是大舅请他的朋友,也是父亲的族叔黄定翰做个现成媒人,商量嫁娶事。我小时候记得生产队有一丘田,叫“炳超独亩”,后来才知道那是我母亲的嫁妆田。田地之外,还有金戒指,“文革”中,为造新屋,需买材料,家里实在艰难,由在杭州工作的二舅代为出售了。所以,我从来没见母亲戴过金银首饰,还误以为以前的农村太穷,是没有这些东西的。

(父亲、母亲结婚若干年后的照片)

关于婚礼,母亲提出的唯一要求,就是必须用大红花轿来抬。坐花轿,这大约是从少女时代就存下来的一个梦想。这个要求让父亲大大松了一口气。因为解放之后,政府倡导“移风易俗”,一度禁止用花轿,租轿生意自然十分清淡,所以父亲用很少的费用,就达成了母亲的心愿。

外公给的嫁妆十分丰厚,也体现了三位哥哥对唯一的妹妹的那份宠爱。那田块地契和几枚金戒指,都装在精巧的妆盒中,由出嫁的新娘双手端在怀里,坐在大红花轿中。长长的迎亲队伍,抬着整整十八扛嫁妆,在喧天的锣鼓声中,浩浩荡荡地启轿。外婆亲自送独女出门,眼里溢出了泪花,既是喜悦释怀,又是依依不舍。我父亲穿着大红罩衫,戴瓜皮帽,亲自前去迎亲。从小溪坞到钱家山下,走直路不过一里多地,这花轿队伍却是先向北,沿大溪坑向小西湖,再向东转洞家桥,穿过杨村,越过新桥头,然后折返向西,就这般走过了邻近数村,留下了无数旁观的目光和羡慕的赞叹,黄昏时分,从村东进入钱家山下,在锣鼓与喇叭声中,隆重地抬进了中央台门。

【回音壁】

王安祈(台湾大学):

可以编一出《抬花轿》。

华玮(香港中文大学):

您是做过口述历史吗?这么多细节这么清晰,文字生动,佩服之至!对了,我和我先生的八字,也是“羊入虎口”。

黄仕忠:

我把自己代入进去,在我父亲的回忆基础上,加上我对那个时代的了解,并且把父亲不同时候说的事情串联起来。“羊入虎口”的细节,是大表哥看过后补充的。还有部分记述,则来自我大姐。我能体会到口述本身的限制,有时会造成不同故事迭加,有时会出现时空错乱,所以我把文献学研究的实证方式加了进来。

朱爱冬(中山大学):

我见过两位长辈,读来更觉不同。

刘勇强(北京大学):

毛宗岗《读三国志法》说:“观才与不才敌,不奇。观才与才敌,则奇;观才与才敌,而一才又遇众才之匹,不奇,观才与才敌,而众才尤让一才之胜,则更奇。”

仿此句意,正所谓观父母叙儿女婚事,不奇,观老王叙隔壁人家儿女婚事,则奇;观老王叙隔壁人家儿女婚事,不奇,观那壁厢老张亦添油加醋,则奇;观他人婚事终究不奇,观亲儿叙其令尊令堂婚事,则更奇。

故此题大妙,尤以超越“小我”为难。若一味记录长辈口述,难免隔膜;若一切恍如亲睹,又必无是理。全文用笔分寸适宜,详略得当,虚实互补,若偷窥瘦小黑女一节,作者自称大致能体会其父感慨,揆情度理,端非虚言。而将听闻穿插于叙事之间,寓细节于社会变迁之中,乃使乡村细民婚姻深具时代意义。此奇而又奇者也。

廖可斌(北京大学):

别的地方的人“抬杠”,赵家村人“压杠”,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规矩,惹出很多无谓的麻烦,过去乡村人每每如此,让人忍俊不住!令尊大人自有主见,在那个时代的农村并不多见,这是后来家庭昌盛、儿女有为的重要原因!

骆建平(高复班同学):

起早看了你写《父亲的婚事》,虽平淡却很感人。真的佩服你,你能把细节表达得如此清楚,让人亲临其境。尤其是我们一代人,对此感触最深。

蒋志毅(表侄):

我听爷爷说,在小溪坞我们是最殷实的一户,另外一户是蒋真家。太公和大阿爷两代都做过保长,这个保,好像包括阳春(旧称杨村)的一部分。解放时,小阿爷有点文化,在镇上参加了土改工作队,提前了解了政策,知道小溪坞必须要划一个地主。所以由太婆作主,三兄弟紧急分家,甚至村子里属于我家的舂米作坊都不要了。最后总算划了一个上中农。而蒋真是独子,独得家业,所以成了地主。蒋真后来当了一辈子地主崽子,连老婆都没娶上。信息,在任何时候都那么重要;命运,则真的很会捉弄人。若真成了地主,爷爷辈的四兄妹命运将完全改写了,包括下一代的您。

吴先宁(民革中央):

你家祖母因被划为富农成分而担忧,可见她远见卓识,智慧超群,料事如神。我听我们村老辈聊,感觉他们当时对划成分没很在意,就照各家田地财产来嘛,根本没料到成分会变成荣辱匾,生死牌,子孙的活命饭食。所以尽管我们村田地最多的也只有十五亩,不够地主标准,但因为必须有名额,两家较多的,就划了地主,没听说他们有不同意见。

我爷爷是租种人家田的,附带代收一下租谷,本应是贫农,但中农名额未满,让他做中农,他也没异议,就做了中农,所以我家成分是中农。

我一小堂爷爷是富农,虽然后来开斗争大会的时候他也总要叨陪末座,台上去站一下,过年时候生产队放一天假,他也不能休,要去修路填坑,作为改造,但他不以为耻,反以为荣,他说,“我们富农是辛辛苦苦干出来的,不像那些懒汉!”这话我亲耳听他说过。

至于我家中农,我觉得只要不要生上学、入团、招工、参军等等痴妄之念,就像祖祖辈辈那样做做吃吃,也没有什么了不得。

郑尚宪(厦门大学):

我们村子小,只划了个富农,几个上中农,差不多一半是中农,剩下的才是贫农、下中农,个别雇农。我爷爷排行第五,在村里口碑很好,他1955年去世,可是70年代我回乡时,大家都称我“五公的孙子”。我爸是小县城名流,在城里被斗得很厉害,回村后乡亲们对他很好,红白喜事照样坐上席。

全村只有一个给寡妇接脚倒插门的家伙,跟我同一个生产队,二流子式的人物,有时候要来念“阶级斗争”的经,但毕竟是外来户,且大环境不允许他为非作歹,所以没造成什么实质性伤害。

前些年有一位我同龄人来访,讲起当年的事情,说“村里人对你们很好”,我说也有不好的,就举了那个家伙的例子,他马上说“他不是我们村的”。这位同龄人虽然跟我们家有矛盾,但从来没拿我爸的政治问题做文章。村里人说我爸是“忠臣受难”,迟早一天会官复原职,所以若有人稍有不敬,马上就会被人家训斥。

1978年,我考上大学,同时我父亲恢复工作,村里人个个都说自己有先见之明:“我早就说了,怎么样!?”后来我爸分管全县的文科教育,又当上县政协常委,有时广播里会提到他的名字,我们村的人马上就讲“我们阿槐又出名了!”——我爸原名郑玉槐。

你文中说武秀才每年能获祠堂奖励500斤稻谷,这种奖励我们家乡也有,叫“励贤租”。过去村里有宗族祠堂,祠堂有祭田,由族里贫困户轮流租种,田租比较优惠。所收租金(稻谷)除了祭祀外,还用于族里公益事宜,资助、奖励族中子弟读书即为其中之一。我爸就是靠“励贤租”资助上了高中和大学。

我在农村时赶上了一些传统的尾巴,所以有时候读古籍看到一些相同或相似的东西,就会想起当时的一些经历和听闻。

吴朝骞(杭大同学):

@黄仕忠  你好福气:没能参加父母的婚礼,却熟知父母的婚礼细节。相信是父母、长辈等数次在不同场合的不同叙述,在你心中留下了活的记忆。

记得小时候顽皮,十来岁第一次在街上打羽毛球,很差的拍子,很赖的技术,不偏不倚,把羽毛球打在一路人的鼻子上,而这老人恰是个塌鼻子。他追了我好几条街,一路骂道:“你个童子痨,你妈是哪里娶的?”

我真的不知道我爸妈婚礼在哪里办,是在温州,还是福建(父母都是福建移民温州)。而且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人谈起父母的婚礼。我大哥、大姐都大我十六七岁,他们五十多年前的婚礼,在今天看来都有历史的沉淀感了。

程芸(武汉大学):

我的父亲和母亲出身不好,“文革”期间父亲是下放农村的老师,母亲是回乡知青,两人相差八岁,由相亲而相识,相识而相知,很快结婚,时在69年的重阳节。从此相濡以沫,已五十多年了。2019年两老金婚纪念日时,也只是合拍了一张照片,恰逢我在美国访学,就把二老的合影发到朋友圈里,写了几句祝福和感慨,然后,在文字之后,献上了九十九朵玫瑰

,一朵一朵地敲上去的,整整九十九朵

吴真(中国人民大学):

很有汪曾祺文字之感,好看!最后的大红轿呼应文首,很有余味。期待继续拜读老师将时代熔铸于个人家族史的文字。

邹双双(中山大学):

久远过去的故事,描写入微,真的令人惊叹。说来我父母的婚事也一曲三折,很有故事性,听了很多次,但要提笔描述,估计三两句就得无奈作结。我们或许应该抱着记录历史、民俗文化的心态,再去听听父母讲他们那一辈的事。然后,我爸也是虚岁26岁结婚,因为穷……

老家是我们的根,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写。只是同是乡村故事,有很多同感的地方,但我写不出来,一是笔力不够。再是心境,写不写得出来,关键可能还是用不用心的问题。读黄老师的文字可以作为慰藉,期待更多的文章,期待下一本书。希望将来也能像黄老师这样手握两支笔,畅写故乡情。现阶段要先做好学术之笔的训练

黄仕忠:

@邹双双 你的故事,还在酝酿之中。而我所写的,已经酝酿了一辈子,值此心境,所以能够有此写作。等时候到时,你也自然可以。诚然,先得有心。其次,则是某日忽有写作的欲望时,便要立即动手。

张诗洋(广州大学):

爷爷年轻时的照片真俊朗啊。头回一睹奶奶尊容,也是大户人家的仪态。从抬轿到花轿,中间是一个时代的切面,也颇能见出爷爷的性格。小说笔法,余味悠悠。读您的散文,都有股在平静的水面下波涛汹涌的力量。

陈艳林(学生):

父亲从为朋友抬花轿到用花轿迎娶母亲,其间沧海桑田,娓娓叙来,让人感受到时代与风俗更迭的同时,还有父辈命运的跌宕起伏。时代不足惧,让人惧怕的是其中人情冷暖,有父亲的伙伴娶亲时的尴尬,有父亲跋涉二十公里去看邻村小姑娘的失落,有母亲提出坐花轿的美好愿景,其间种种,小人物是无法选择的,唯有被时代滚滚车轮裹挟着向前。

沈珍妮(学生):

就像家中长辈回忆那些日子。当年我爷爷奶奶的婚事,爷爷是第九子,奶奶是长姐,两下耽搁,亦是老大成婚。而奶奶家当时又被划为富农,看到土改一节,亦与奶奶往年所说多有印证。老师的文章通过爷爷的婚事发掘当时的人、事之一隅,前后两个花轿的故事却仍透着活泼的甜蜜。老师多次说过要有“两支笔”,一支是学术的笔,一支是文学的笔,见老师散文,方知确应如是。

徐兴无(南京大学):

电影《牧马人》里小孩子们围观牧马人结婚,牛犇演的牧民说:“去!没看过你爸和你妈结婚吗!”

陈建根(中学校友):

看了黄教授所写父亲的婚事,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父亲。听我母亲说,他们结婚时已解放了,是自由恋爱,但外婆不同意,因为我父亲5岁丧父,10多岁丧母,跟我伯父都靠我太奶奶抚育长大,土改时成份是贫农,因为家境太差,没上过学。但他一心为公,后来社员们选他为生产队大队长。我外婆家条件较好,我母亲还读过几年书。是我母亲自己偷偷地把户口本偷出去,和父亲去公社办了登记手续,结婚时也没什么嫁妆。我外婆对我是所有几十个子孙里最好的,但对我母亲偷偷去登记一事,在我面前还是一直耿耿于怀。我问过我母亲,为什么要和当时那么穷的父亲结婚,她说那时不讲究家庭条件,是自己喜欢。他们养育了两子一女,我父亲89岁离世,母亲今年87岁,还健在。

赵国瑛(中学校友):

生动有趣,作为赵家后人,作为赵家后人我对文中的乡俗俚语倍感亲切。在时代变迁的历史转折时期,通过父母婚事的细微描述,反映了彼时江南农村的风土人情,世俗心态。窥一斑而知全豹,此文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,细细品读,感慨良多。

岑宝康(杭大同学):

父亲的婚事,事涉社会的动荡和变迁,家境的荣辱和浮沉,更取决于父亲的禀赋和向往。这还不够,只有融入了母亲的亲爱和贤淑,才使这桩婚诸事齐全,万般圆通。

栾栋(广东外语外贸大学):

令尊是很好地掌握了自身命运的人。人一生,在重要的节点,头脑清醒,目光高远,脚踏实地,必然会有好前程。家中长辈,有无读书人,哪怕只是识文断句,这对孩子的影响都会相当大。试想,如果令尊被征壮丁,结局会大变,后果不堪想象。如果年轻人对自己意向中的另一半迁就凑合,命运也将改写。缅怀爷爷奶奶,父亲母亲,亲戚朋友,是仁兄这篇文章的大意,而与命运博弈,则是文外曲旨。好文章!

张世君(暨南大学):

感觉你和父亲关系好,两代人的交流沟通好,很难得,为你提供了非常好的家庭史料。你又有非常自觉的个人史、私人史意识,读起来有历史的现场感,又有很强的文学色彩。比如父亲去看那个没有相中的女孩,很有父亲的个性特色,又有为人的善意,对女孩的同情,还有一点小幽默,比如“嫌憎”的用词。我不知道是你父亲真实的用词,还是你添加的,总之比较有趣,说明你父亲是一个实诚的人,也是有思想有主见的人。

李颖瑜(香港理工大学):

真是妙趣横生,子女写父母婚事,却如同目睹亲历,种种乡间风俗、人情世故耐人寻味。父亲之人格尤令人敬佩,卓尔不群,不甘平庸。见瘦黑姑娘一节,更从寻常琐事中揣摩父亲幽微心思,果然人情练达即文章。

王芊(中山大学):

在旧时代里不因家境而“将就”,在解放后也不因迷信而忌讳,而是始终为“外貌”与“才干”的人格优点而坚持自我,可以感觉到黄老师的父母,都是不随波逐流、有思想主见的“独立人格”。在一个泯灭人性的时代里,他们的故事竟然带有一丝一见钟情、相知相惜的浪漫爱情味道。偷看小黑女,言其刚从地里回家不曾修饰的细节描写,其实是父亲出于善良为其回护吧,从中更见温柔本性。

向双霞(长沙理工大学):

每回读您的散文都能让心静下来,仿佛能穿越时空,回到您所描绘的那段历史。语言平实、生动有趣,画面感很强!您父亲确实一表人才,母亲也是大家闺秀,很是般配,哈哈。散文写到母亲坐花轿便戛然而止,和开头父亲做抬轿的“杭郎”对应,有余味……期待后续。

陈慧(中山大学):

感觉令尊、令堂大人很有夫妻相呢

孔庆夫(中山大学):

我有幸见过爷爷,同桌吃过饭。

那是2019年仲春,您受邀回绍兴文理学院讲学,我随机同行。飞机到达萧山机场,晚点不少,天已初黑。我们更改了赴绍兴晚餐的计划,直奔钱家山下。到达时约莫晚上8点已过,天已全黑。

停好车,入门台庭院,我看见到爷爷坐在大门处等您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爷爷。当时94岁了,腿脚不太方便。您进院门后,爷爷就撑起身想来迎接,您快步上前扶爷爷进屋。

此时,您哥哥和嫂嫂已烧好了一大桌菜,招呼赶快入席,说:“飞机晚点,你们早就饥肠辘辘了吧。”于是斟满了温过的黄酒(仲春的绍兴,仍略有微凉)。

爷爷落座后,用手抚摸着您的背,然后伸向桌上炖好的整只鸡,取下一只鸡腿,放到了您的碗中,并慈祥地看着您吃。您数次回望爷爷,在爷爷的注视下,一口一口把鸡腿吃完……

这互望的一幕,十分温馨,至今犹在眼前,令我动容。

【附记】

家严黄炳超先生,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钱家山下村人,生于1926年12月12日,卒于2020年2月24日,享年95岁。家慈蒋美球女士,生于1931年9月6日,卒于2008年2月6日,享年78岁。家严曾读过高小四年级,是村里少有的读书识字之人。因少年失怙,为兄当父,扶二弟做工人,三弟、幼弟入浙江大学;幼弟黄炳华大学毕业后工作于北京,曾任第二炮兵某设计所副总工程师,1996年1月,获中央军委授予“献身国防现代化模范科技干部”、军事科研一级英雄荣誉称号。家严自己一生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,但可以说是一个有理想、有尊严的农民,更是一位有温情的父亲。我从他这里获知许多先辈故事、乡村风俗,成为我记录那个时代与社会风俗的可靠依据。今值家严逝世三周年之际,敬撰此文,以表忆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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